一、三十年代大萧条，美国房地产和城市发生了什么？

如果将中国城市化过去40年与美国19世纪20年代起至1930年大萧条前这一百年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：

1815年之前，美国城市人口相对稳定，大约占全部人口的10%，这与中国1978年之前的城市化水平相当。

1820年之后，美国城市化浪潮突然爆发，一直到1920年才减缓。根据1920年的人口统计，全美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生活在城市中了，这与中国2019年的城市化60%相近。就是说，中国用40年时间走了美国100年的“城市化”之路。

美国1930年之前的城市化主要得益于公路、铁路、运河、电报电缆和国内外贸易，即当时的高科技“铁路钢轨蒸汽机”技术的成熟。而这与中国近40年来发展的得益因素几乎完全一致。

在城市化已达50%以上，90多年前的1930年代，美国突然发生由“经济危机”导致的“全球大萧条”，美国一路高歌的城市化，在这场“大萧条”中发生了什么？人们普遍担心的“房价”问题发生了什么？虽然近一百年了，但回顾一下美国当时的情况，还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参考价值的“前车之鉴”。

二、美国大萧条的真实故事

（一）房价下跌，一半按揭坏账

1930年代，经济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再导致的全球大萧条摧毁了住房建筑业，因为银行的主要资产之一（现在仍是）住房贷款，经济下滑对银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：

1926年至1932年间，美国房价整体下滑了20%；到1933年，所有住房贷款至少一半不能履行。华盛顿政府一开始完全滞后于经济形势的恶化速度，直到1937年才通过“救市”的《国家住房法》。简单地说，联邦政府保证购房者的贷款。对银行来说，这才免除了私人贷款的风险。

正是吸收了30年代大萧条的经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“新冠”发生后，英美第一反应就是保证“银行”正常运转，再直接给企业发补贴，并对私人按揭贷款按下三个月的暂停键。

（二）大范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和化解

取消抵押人赎回抵押财产权的诉讼，从1932年的25万起下行到1951年的1万8千起。

建立“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”，帮助重建金融联营和大众范围的补贴贷款借贷。

1941年，建立了住房所有者的税收补贴。住房所有者能够从他们的税负中扣除支付在贷款上的利息。这个补贴真正彻底地使得拥有一套住房比租赁一套住房更便宜。

1944年，《退役军人权利法案》对住房具有最直接的影响，这个计划旨在让退役军人基本无需首期就能购买住房。

由此，资金和信用得以推动美国完成了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，并完成了美国的城市化下半场。

三、大萧条后的美国城市：城市开始真正的分化

随着“大萧条”的不断深化，美国的经济体系从一个在每个产业都有着相当大数量的公司，不断破产重组，转变为一个被称作“垄断资本主义”的集中形式：

例如，大萧条之前的汽车生产商中的重要品牌：斯蒂庞克、哈德森、塔克……这些公司分布在美国许多城市，它们的命运常常与特定城市、社区缠结在一起，而大萧条将此终结。

经济组织规模上的变化具有空间影响，尤其是对地方社区生活。财富和所有权的集中导致了行业活动更大的整合，和在社区、工作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中的变化：

大萧条前，大多数公司所有功能都设置在一个城市；大萧条后，由于被整合和提高效率、削减成本，小而全的总部被功能分化了。

“功能分化”是选址在一座城市内的经济活动的特殊综合体的一个特征，而不是城市自身的特征。更进一步，整个国内多种多样的活动是由拥有“指挥和控制”总部的大公司水平整合的。

由此，美国在大萧条之前的各城市竞争的“百花齐放”局面，开始进入真正的分化：

——纽约、旧金山、芝加哥和亚特兰大进入超级“多样性”都会；

——巴尔的摩、底特律、洛杉矶更集中于制造业；

——波特兰、堪萨斯、明尼阿波利斯则专门从事商业和金融服务。

全美经济利益增加功能整合，形成了一个互相配合的“城市体系”。

四、为什么中国没有“一二三四五”线城市的概念了？

首先，这是一个“行政管辖区域”的概念，这个概念起源于中国城市化上半场，张五常先生总结的“县域竞争”的中国城市GDP竞争的理念。

“行政区域”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之后，由于“行政区域”的各种城市政策不同，不能满足“经济救援”和“协同”，美国已在规划和统计上打破了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做法，进入“区域统计区”概念。比如“硅谷”和旧金山，一并纳入“湾区”，这才能真正发掘区域经济真正的运行机制和规律。

产业集群在区域上的集中和分布，由于受各城市土地、高速公路、城际交通和能源供给等影响，不可能只在一个“行政城市”展开，走向城市群分布是必然要求。

每个城市的基础公共服务，包括交通、卫生、教育、能源与排污等，在各自规划建设时，会发生“局部最优、总体不优”的浪费和大范围人流、物流、交易流的障碍。

解释不了城市的迅猛发展、衰退，与国家产业布局和周边城市的资源关系。比如，在传统一二三线的基础上，现在又要诞生所谓1.5线、准一线、准二线的概念，使得我们只知用结果来解释，而忽略发展的城市肌理。

在城市竞争进入“深度城市化”，也就是城市化下半场时，误导竞争进入“同质化”。比如，每个城市都在“打造”金融中心和“高科技产业园”、“文化创意园”等，这都是比照“一线”城市的标准进行，而忽略了城市的各种独特资源、禀赋和限制。

中国高铁、高速公路及良好的通信建设，已建立了人才、货物、金融快速流动的基础，这个基础为城市承担各自功能的分化奠定了基础。“同质化”的城市、几线的竞争完全不符合分化的大趋势。

五、“深度城市化”下的中国城市群的定位

在分析了美国城市变化的肌理下，我们可以对中国城市群战略进行定位的探讨，这基于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几个基本假定：

（一） 城市群的定位，取决于区域的空间地理资源和人文资源；

（二） 城市群的定位，取决于两个经济主导方向：对外开放和拉动内需；

（三） 城市群的定位，取决于土地集约利用和经济效率原则。

这样，中国的城市群就要摆脱传统意义上东部、中部、西部的划分；就要摆脱传统意义上的“直辖市”、“开放城市”和“计划单列市”的划分，而将区域经济划分为：

沿海发达经济带（三个三角洲），即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；

产业十字星经济带，即中原、湘中、武汉、皖江、成渝；

能源和地缘经济带，即内蒙、西北、西南沿边城市；

资源和次级经济带，即海南、东北。

一个由20~30个核心城市群构成的中国城市化核心地带的崛起，完全符合一个国际大国在疫情之后的城市发展规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