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疫情在儒家文明城市基本得到控制

时至今日，疫情正在欧美形成暴发之势，无论是确诊人数、重症患者、死亡人数还是居家隔离的效果，不必列出具体数字，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：此次疫情的防控，尽管亚洲疫情在中国武汉首先暴发，随之迅速波及“华人经济圈”的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，再是泛东亚儒家文明经济圈城市“东京”、“首尔”，无论怎样地仓促应对，疫情基本控制住了。

• 虽然，亚洲这些城市的做法，因城市的基础资源、城市居民的文化素质及城市法律都有着明显的不同；
  
• 虽然，疫情传入的时间、社会基本制度、工业基础、语言、社会动员能力，甚至气候差异甚大；
  
• 虽然，亚洲这些城市的人口密度、对外贸易的依存度、城市公共交通的人流量、国际航班的数量，绝对不低于欧美城市平均数，甚至还高出绝大多数欧美城市一个数量级；
  
• 中国各大城市，由于实施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，以城市停摆两个月为代价，“闷死”疫情，结束了阶段性的全民阻击战。不能说，这是全球唯一的取胜办法，因为从“成本—效益”角度看，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、首尔和东京，是不能实施全民阻击战城市的样板示范；
  
•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，东亚和新加坡并没实施“全民居家隔离”，香港也只在“外传输入”为主的时候，才宣布“酒吧停业令”；

那么为什么这些城市，比如被誉为“小纽约”的香港和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东京，没有发生伦敦和纽约这么大面积的疫情暴发呢？

二、疫情这场大考，考的是什么？

这场疫情考的是“国家—城市”的治理能力。弗朗西斯·福山在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中提出了国家成功的铁三角理论，即

而疫情突发下，“民主”和“法制”这种常规状态下的运行规则，完全赶不上疫情的发展，别说欧美浪费了两个月时间，就算是四个月，也抄不了中国的“作业”！因此，“治理能力”就成为“危机”时刻唯一可支撑的力量。

“疫情”这种非常态的冲击，要求“治理”的快速反应和果断决策，而进入这种“非常态”的状态，本身就需要“民主”和“法制”的“授权”约束，这是欧美滞后应对的原因之一。

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“城市”可动用的资源，“武汉”可以调用全国几万名医护资源吗？可以。在中国，“武汉”就是国家的“城市”，其他城市将“武汉”视为“兄弟城市”，是自己家的一部分，各城市以支援武汉为义不容辞的“义务”。更何况，各大城市医院都是国营和公共医疗的组成部分。

而纽约就完全不同了。这里不再叙述大家已知的情况，但有一个明显不同于欧美的案例，就是亚洲其他城市，比如台湾、香港、东京、首尔为什么可以调动一切资源？为什么政府可以不走冗长的议会辩论，迅速发布指定的“隔离令”而全无障碍？这些城市不都是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吗？

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所谓“疫情的大考”到底是考什么？

在危及到城市居民的生死关头，民主和法制如何在“极限压力”下变通为“治理”能力服务，而这种关键时刻，起作用的是城市人“文明”的底层差异。

三、儒家文明圈的底色

这里不再描述亚洲城市的各种做法及其有效性，我们看到目前即使在意大利和美国的大城市中，亚裔的生活圈也是防疫措施执行得最坚决和彻底的。

这里，我们只讨论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别。我借用陈来教授在十年前的一次公开演讲的内容来说明。

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，不用引经据典的方法，而用现代的观察，用现代语言表达如下：

（一）    道德比法律更重要

（二）    社群比个人更重要

（三）    精神比物质更重要

（四）    责任比权利更重要

（五）    民生比民主更重要

（六）    秩序比自由更重要

（七）    今生比来世更有价值

（八）    和谐比斗争有价值

（九）    文明比原始有价值

（十）    家庭比阶级有价值

用以上十点将儒家思想跟其他思想比如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、民主主义做对比，都可以整体地了解儒家文明全部的价值观，确实是在“疫情”之下，可以“权变”为抗“病毒”的底层思维模式。

疫情还在发展中，在儒家文明的发源地，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“病毒”在全球如此肆掠“天下”？

• 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
  
• “已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
  
• “仇必和而解”
  
• 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

这就是中国儒家文明的“普世价值”面对乱世危机的态度，而不是相反。

四、城市的“非常态”应尽早结束

城市，作为国家经济的发动机，暂时熄火停摆应对疫情是“非常态”，“非常态”当然是不能持续的。城市，是个多元的容器，拥有许许多多立体的生存单元和利益主体。而现代城市，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，城市的运转实乃法制和利益平衡机制在推动，这是城市不断焕发活力的“常态”基础。

儒家文明圈的城市，不应陶醉在“非常态”控制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中，须知所谓“家国一体”、“和谐社会”都是从农业文明中的“家庭、族群”的熟人社会中演化出来的。而城市，尤其是当代大城市，是典型的“陌生人”社会，用“推己及人”的理念，不能推导出别人的想法，最有可能的却是伤害别人。比如，你完全可以“不惜一切代价”去保护生命，但你不可以“不惜别人的代价”去保护自己的生命。这就需要平等的、生态的协商，并采用当代城市中行之有效的“城市文明”——规则、制度、权利界定和民主协商。

当儒家文明圈城市运用“仁爱民本，尚和合，求大同”的理念，我们就可以在新常态中发展我们全新的城市文明。